虽然“节俭令”是针对电视台和政府赞助的演出，没有明确指向市场以及明星大腕们，但是近年不断攀升的出场费的确令制作单位不堪重负。业内人士纷纷坦言，那些明星们虚高的“出场费”，往往是建立在讲究排场、讲究“人气”的虚荣沙塔里，你能请我也咬着牙请，渐渐形成一个“越攀越高”、不靠谱的怪圈。
之前有不少人预测，“节俭令”下来后明星的身价将会暴跌，但从目前来看绝大部分明星“不为所动”。多位演出商和歌手经纪人均表示，对于大牌明星来说，晚会曝光率有减少，但对收入影响却不大。但也有业内人士分析，从前以参加政府晚会为主的老牌歌手行情会受到影响，而那些“实惠”的二三线明星们的市场可能会好起来。
A 禁令前：中介机构从中渔利
在“节俭令”颁布前，由于政府介入演出市场，许多明星的身价在“哄抢”中骤然上升，打乱了原本的市场规律，造成恶性循环。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以前办晚会，如果每个明星唱足45分钟，请三四个明星就能撑起一场拼盘演出。但政府晚会要求请十多个明星，每个明星唱两三首歌，露一下脸就行。”如此一来，明星们也越来越“傲骄”，有些一线艺人加唱一首歌就要多收10万元，有些更大牌的艺人甚至会提前告诉主办方，加多少钱也不会加歌——因为这是艺人的规矩。
在演出费方面，政府晚会舍得为明星砸钱，一般投资过千万的晚会，请的都是一线大牌明星。王菲的报价为500万元，只唱两三首歌；那英报价150万元左右；刘欢在北京奥运会之前是50万元左右，北京奥运会之后，他成为地方政府的最爱，出场费也涨至一场上百万元。
除了大腕，脸熟的选秀歌手市场也都不错，去年《中国好声音》的前6强，报价都在40万至50万元之间，前40名里低于10万元的都很少；像凤凰传奇这种在演出市场非常受欢迎的歌手，目前出场费已经快70万元了。
而港台艺人是最难请的，例如周杰伦，通常要300万元的“打包价”，要求同5、6个人一同出演，否则单给150万元都不接。而且，政府办晚会不差钱，因为要么花纳税人的钱，要么摊派给企业，所以不少中介机构都能从中渔利，例如李宇春的演出费为110万元，给政府的报价就是140万元左右；小沈阳的演出费为100万元，给政府的报价就是130万元左右。这也导致演出市场越来越乱。
B 禁令后：一线歌手身价未跌
“节俭令”发出后，商演市场迅速有了反应。一位曾到南宁做演唱会的演出商H先生介绍，今年年底晚会数量已经明显减少，明星艺人的邀约也大幅度锐减。但是记者从多位明星经纪人处了解到，降价求演出的情况并不多，从去年开始，晚会就已不再是重头了，还有那些个商演、签售、剪彩、见面会等着，甚至还可以演戏走秀当评委，正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楼盘、商场开业等才是演艺明星主要的赚钱方向。其实出席一场电视晚会不见得能有多少收益，不仅得花很长时间彩排，还经常是为了宣传以及与电视台合作，不挣钱。”一位从业多年的经纪人说。据悉，现在一线明星的报价没有波动，比如刘德华、周华健等人，仍需百万元以上价码才能请得动，黄绮珊等当红唱将也依然坚守五六十万元的底线。
在今年《我是歌手》大热之后，羽泉、彭佳慧、林志炫等歌手就成为各大楼盘和商场开业时的香饽饽，有三线城市楼盘欲花费百万巨资邀请林志炫为其站台。而在北京地铁国贸站的换乘通道里，韩红、林志炫等明星为楼盘代言的广告十分显眼。“晚会那种拼盘演出太累人，商业站台最痛快了，那些商人们都希望请来最热门的明星，不会太在乎钱。”这位经纪人说。
对于明星的身价问题，深圳演出商王先生表示：“目前接触到的明星商演价格逐年提升，很少见（他们）将价格下降，而且身价一旦上涨，降下来很难。”
有着十几年从业经验的明星经纪人Y小姐也表示，据她了解从去年开始大部分现正活跃的歌手的出场费都涨了，到现在为止也没听说谁降了。
“从目前来看对于市场的影响微乎其微。”近年来常在全国各地搞演出的演出商J先生说目前的演出中，身价最高的依旧是内地歌手，“因为内地真正大牌的歌手就那么几个，那英、孙楠谁都争着要。当然从数量上说港台艺人多，每个晚会都是内地搭港台（明星），内地的不变，港台的不重样，因为可以挑选的明星实在太多了。”
所以，“节俭令”可能会导致大牌明星更大牌，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心理，如果预算有限，那就请最大的牌：一个人就能拉动收视率的那种明星。广州某演出公司的Z先生笑言，如果“节俭令”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可能未来会很难看到王菲、陈奕迅同台，即便是那英和孙楠同台，都有难度，“至少不会那么频繁地出现，电视台都知道要把握好这个政策的度。”
C 二三线明星“打折”抢市场
“一定要说有影响，那就是影响那些以参加政府演出为主的‘一曲走天涯’的老牌歌手，商演几乎都是年轻一辈的歌手，因为品牌需要年轻的面孔。”Y小姐说。
“这些老牌歌手，很多年都没有新作品，也没有办演唱会的市场号召力，主要是靠在二三线城市商演和晚会的通告维持，因此节俭办晚会对他们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有演出商表示，这些明星演出身价普遍下调20%-50%。
一位经纪人坦言，“节俭办晚会”也让不少年轻歌手的经纪人很“受伤”，“虽然有些歌手已经有一定知名度，但还需要维持曝光度，而晚会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对新人来说，晚会收入很低，但曝光率比收入要重要。”
曾为华中地区企业承办商业文艺演出多年的周先生告诉记者：“前两年各卫视拼晚会的时候，不少二线明星都开到30万元了，现在大概10万、15万元他们也愿意接，毕竟机会少了，直接打对折。”据他分析，由于有些明星的名气不足以接到太好的商业活动，晚会又出风头又挣钱，所以他们宁愿降价多串几家。
D 地方明星遭“灭顶之灾”
“节俭令”对小明星来说就是“灭顶之灾”。据说在本地一些小有名气的小明星，参与各种晚会演出是喂饱自己的最有效途径，排除一些晚会请小明星当大明星，小明星还会给各种大明星暖场站台，而一些三四线城市的各级部门举办的晚会，更是小明星的必争之地。所以，“节俭令”对小明星的打击，简直是致命的，因为除去了这些晚会收入，就只能走纯商业之路，那竞争力和大明星相比就不值一提了。“节俭令”简直敲碎了小明星生存的温床，没有办法，只能拼命往选秀节目上挤了。
地方舞蹈演员Kevin告诉记者，其实从去年年底第一拨晚会禁令开始实施前，听到风声的舞蹈团体都开始把商业合作对象转向了MV和演唱会，所以现在还不至于没饭吃。“不过舞蹈团体太多了，还是知名的团体过渡得好一些，一般的团队日子也不那么好过。”
Kevin表示，目前绝大多数知名舞蹈团体都会把根据地扎在一线城市，他们的舞蹈风格与普通地方晚会风格不一致，别说地方政府组织的晚会演出，连与小地方电视台接触的机会都很少。与湖南卫视关系良好的SDT舞蹈天团也表示，他们这几年主要就是在做艺人演唱会和电视综艺节目的演出，很少选择去晚会“走穴”。
但是，大量在二三线城市谋生的普通舞蹈演员确实面临危机。记者从湖北几家地级市剧团和艺术学校了解到，今年以来，所有市政晚会文艺演出几乎全部停了，以往一个月能有三四场，现在基本为零，收入锐减。一位进入荆州花鼓剧团两年的女孩告诉记者，以前每个月去晚会演一演，最少能挣到1200元钱，“现在剧团准备靠到乡下办婚礼演出挣钱了，这是我们唯一能拿到钱的出路。”
本报记者筱娅整理资料图片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