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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级战犯开始觉悟
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对日本战犯的审讯全面开始，这时战犯们却害怕自己会受到严厉的惩处，又对管理所的改造抗拒起来。管理所的工作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管理所注意到，带头顽抗的主要是一些高级战犯，而下级战犯更多的是因为有所顾虑才抗拒改造。因此，中方采取了分化改造的策略，鼓励进步分子，重申宽大原则，打消中下级士兵的顾虑，同时孤立高级战犯中的顽固分子。
为了促进战犯们改造的热情，管理所成立了由战犯们组成的学习委员会。这个组织的负责人由战犯们民主选举产生，负责组织文艺、体育等各方面的活动。合唱、看电影、运动会、戏剧表演等，这些活动极大地丰富了战犯们的日常生活，同时在活动中宣传教育，对于他们的改造也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新井正代】这时，管理所开始组织我们看电影，放映的都是日本本土的电影。时隔数年之后，我们终于在电影里看到了久违的家乡。但是，家乡的景象却让我们失望。难道这就是我们在异国的土地上浴血奋战的结果吗？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日本吗？一想到这些，才觉得当初中国管教说的话很有道理。我们这些人开始思考，我们真的是什么天皇的武士吗？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难道是一个武士所为吗？今天，面对审判，我们这些所谓的武士，并不比面对我们刺刀的中国平民勇敢。学习的时候，管教常提起一个词叫做阶级。没错，我们这些下级军官和士兵，跟那些被我们杀死的中国人是一个阶级。我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一些人开始觉悟，主动找到中国管教坦白。
所谓不认罪，真正死心塌地坚持自己反动立场的，主要是高级战犯。
下级战犯认罪
交待不可逆转
恰在这时，中央发出指示，对尉官以下战犯一律免于审讯。中国官方的这种态度，让一些下级战犯看到了希望。他们未曾想到中国政府对他们这些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连审讯都免了，只是进行思想改造，心里深感中国政府的不念旧恶之恩。而一些罪行严重，拒不交代的高级战犯则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为了挽救即将崩溃的防线，秘密的活动在战犯中间偷偷地进行着。一些主动交待的下级战犯开始受到恐吓和威胁，沉重的思想负担和焦虑的情绪让战犯们感到窒息。
【新井正代】度部信一最近很紧张，因为已经有人偷偷地找到他，要他小心自己的言行。我发现他有些一反常态，放风的时候也精神恍惚。
为了尽快治好度部信一，在专家的指导下，医护人员给他采取了当时比较先进的胰岛素疗法。在他狂躁的时候，注射一定量的胰岛素。
度部信一原本是一名牙医，抗战期间，他用活人做医学实验，致使多名中国战俘和平民死亡。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杀人恶魔，在中国医生的精心护理下，一天天好了起来。
度部信一受到的精心治疗和人道待遇对每个日本战犯触动都很大。而此时工作人员与战犯们的关系也逐渐加深。
【新井正代】管理所里的气氛越来越宽松，我们都认为中国人不会处死我们这些下级战犯。如果老实交代，很可能会被宽大处理。下级战犯的认罪交待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而顽抗的人越来越被孤立。
新井正代供认自己的罪行
审判就要开始了，新井正代一直隐藏的秘密却被意外揭露出来。他到底犯下了什么样的罪恶？
1942年的一个夜晚，新井正代带领一队日军闯进了山东省东阿县的一户人家。随着战线的拉长，日本在兵员短缺的情况下，把一些出家的僧人也充军入伍。新井正代的任务就是，用活人训练这些不敢杀人的僧人兵练习刺杀。在杀掉一家六口之后，新井正代又对这家剩下的女孩施以强暴。
而目睹自己全家惨死的小男孩王兴，在长大成人以后，成为了战犯管理所的一名管教干部。新井正代没有想到，自己罪行的见证人就在管理所之内。他彻底崩溃，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但管理所并没有如他所想的那样严厉地处罚他。王兴期望的正义将在法庭上得以实现。
1954年11月以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为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日本，代表团对日本媒体公布了在押的日本战犯名单。经过两国政府的磋商，中国政府决定，允许在押日本战犯与国内亲属通信、通邮。很快，数千件来自日本的邮件越过大洋来到抚顺。这一事件，成为二战后中日关系打破冰封的关键节点。
坦白大会效果显著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东北工作团的调查取证工作接近尾声。掌握了大量证据的中国检察官们侦讯战犯的工作也逐渐占据了主动。
此时，大部分中下级战犯已经被争取过来，只有极少数高级战犯还在顽抗，想隐瞒罪证。最顽固最凶恶的日本陆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少将长岛勤就是其中之一。
管理所安排长岛勤在他过去的下属面前做坦白。但长岛勤却态度顽劣，把罪责都推给部下。长岛勤的态度自然引起了部下的愤怒。他们争先恐后地站起来揭发长岛勤的罪行。
坦白大会进行了大约两个小时，但长岛勤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不过，他显然没有了刚开始的那种傲慢的气焰。昔日的部下们会“变心”，这让他脸色苍白，陷入了沉重的苦恼。
这次事件让藤田茂、长岛勤等高级战犯认识到，他们苦心营造的攻守同盟彻底垮台。向中国人坦白自己的罪行，求得原谅已经是不可逆转。
不久前，藤田茂收到了妻子的来信，信中妻子告诉他，他最思念的姐姐一家已经在广岛核爆中遇难。这个曾经扬言誓死效忠天皇的藤田茂，真的忏悔了。
藤田茂等高级战犯的认罪，标志着战犯改造工作的全面胜利。这些在中国无恶不作的刽子手，开始真心忏悔自己的罪行。这一次，战犯们不再隐瞒罪证，抗拒审讯，而是涕泪交加地表示要痛改前非，等待他们的将是正义的审判。
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
起诉前最关键的是战犯们的量刑问题。一开始，即便按照宽大的原则，检察官们筛选出来送交审判的战犯人数也达到了155人，其中求刑为死刑7人，死刑缓期执行3人，无期徒刑6人。但是这份报告却被周恩来总理退回，指示减轻量刑。随后，检察官们两次修改报告，大幅减轻量刑，但他们的审判意见还是被退回。
起诉名单问题引起了很多同志的不满。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不处死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周总理听了他们反映的意见后告诉他们，从长远看，宽大处理日本战犯的政策是正确的，目前可能一些同志无法理解这个政策，但20年后他们就会看到这个政策的成效。
1956年6月，对战犯进行审判的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根据中央的精神，最后受到起诉的战犯为45人。这是备受全国瞩目的审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全国代表、各民主党派代表、人民团体代表、以及沈阳的工厂、学校、机关代表数百人出庭旁听。
审判过程中，在抗战期间遭受日军残酷迫害的群众纷纷走上证人席，向法庭展示身体上令人触目惊心的伤痕，控诉战犯们骇人听闻的罪行。杀害百姓、掠夺粮食和财物、强奸妇女、火烧百姓的房屋、用活人当靶练习刺杀和做细菌实验……惨烈的犯罪事实被一件件揭露，令听者无不愤恨不已。
面对证人的愤怒指控，战犯们人人低头认罪，甚至痛哭流涕，跪地请罪。整个审判过程中，多数人放弃法庭辩护，无人抵赖，无人不认罪，甚至有28人向法庭提出死刑申请。这在世界军事审判中是绝无仅有的。
6月21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开庭的第三天，未被起诉的日本战犯在沈阳市内的学校集中。检察官向他们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对335名罪行较轻，悔罪表现较好的下级日本战犯作出宽大处理，免予起诉，并立即释放。听到预料之外的喜讯，战犯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仿佛获得了新生，感动地低头哭泣。此后，8月，9月，又有两批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被释放回国。
释放的战犯返回日本
释放通知下达第二天，战犯们便要离开抚顺战犯管理所，到天津搭乘回日本的轮船了。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送别晚宴，战犯们激动地频频向工作人员道谢。离开管理所时，他们也是依依不舍，一边流泪一边挥手道别。
在驶向家乡的船上，这些曾犯下累累罪行的战犯们流下了真诚的泪水，他们挥动双手向管教人员们，向这个令他们新生的国家道别。在战争结束11年后，日本已经从战争阴影中走出，经济开始腾飞之际，他们的战后，才刚刚开始。
而那些被起诉的日本战犯，在经过41天的审判后，被宣布判决。没有死刑和无期徒刑，除武部六藏因身体原因免于服刑以外，其余44名战犯分别被判处18到20年有期徒刑，而且西伯利亚扣留期间和中国拘押期间也被算入刑期。
这一判决结果之轻，可以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但这一结果完全不是为了向后看，而是向前看，为了今后国家之间的友好与和平。服刑的战犯继续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至1964年，最后一批战犯被释放，抚顺战犯管理所也完成了它改造日本战犯的历史使命。
1972年，日本与中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而主持此事的，正是当初指挥处理日本战犯问题的周恩来总理。
改革开放以后，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前工作人员作为和平的使者，多次受日方邀请赴日访问。他们受到了回国战犯的隆重欢迎，在人群中，赵毓英(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见到了度部信一。度部信一，回国后继续当牙医，他把赵毓英等人当做恩人请到家里做客，在他家里的阁楼上，赵毓英他们看到了度部信一一直珍藏的一套毛泽东的著作。
周恩来的预言没有错，战犯回国后，组成了中国归还者联合会，组织遍及日本各地。他们积极促进对华友好，反对日本政府篡改历史教科书，反对日本右翼势力。1982年，由中归联成员捐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树立了这块谢罪碑。
新井正代，回国后经营一家中国面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去世。
2010年6月，抚顺战犯管理所落成60周年。最后两名健在的前日本战犯高桥哲郎与坂仓清来到抚顺，向中国抗日殉难烈士谢罪。
当年每一批战犯回国的时候，战犯所的金源所长曾赠给他们中国的牵牛花籽，现在，这些牵牛花已经开遍日本各地。
在当年的抚顺战犯管理所里，被关押的日本战犯正在接受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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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10套
《探索·发现》栏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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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监禁·第三集》3月31日22：00播出
注：请以电视台实际播出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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