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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在蒙特利尔如何教中文

    时间:2016-09-20 00:48 来源: 作者: 浏览:收藏 挑错 推荐 打印

    我从来不曾想过,有一天自己会站在蒙特利尔的课堂,教外国人学中文。然而,它却意外地闯入我的生命,长达一年半之久。
    2014年的夏天,一位移民朋友鼓励我应聘“蒙城中华语文学校”的对外汉语教职。起初,我有些不以为意。这些年,“漫天要价”的语言机构层出不穷,名目繁多的语言班更是流于形式。朋友了解我的顾虑之后对我说,这是蒙特利尔唯一一所能够历经近三十年的华语学校。学校里的中文课,不仅包含多个级别的对外汉语课程,而且还有针对不同级别华裔小孩的简体字和繁体字班级。朋友的解释,激起了我浓厚的兴趣。当我了解到外国人中文班一年的学费仅有210加元时,我对这所学校肃然起敬。
    很幸运,2014年的8月,我顺利通过了学校的面试。2014年9月,我接下“对外汉语会话深造班”,成为一名对外汉语教师,走上了法律人教中文的“跨界之路”。
    何炳棣在他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说,纽约的求学让他懂得:要对自己有兴趣的事物,力求知道其中最高的标准,然后全力以赴。教外国人学中文是我的兴趣所在,挑战自我、尝试跨界是我的本性使然。但是,对我而言,什么是对外汉语的“最高标准”?怎样做一位称职的对外汉语教师?这两个发问并不容易回答。既然作为对外汉语教师,我就需要给自己一个交待,也需要给我的学生完全不同的课堂体验。
    尝试“跨界”的人,通常并不缺乏信心和勇气。起初,我同样信心满满。一方面,我相信自己的中文和外语水平,可以弥合学生由于语言切换带来的理解障碍;另一方面,我也相信自己具备将问题阐述清晰的能力。 然而,随着教学的深入,起初的新奇和兴奋被苦恼和审慎取而代之。
    首先,怎样深刻而准确地把握中文?对于在中国出生和成长的我而言,说中文似乎再简单不过。但是,面对外国学生,难点不在于教会他们表达,而在于以他们可以理解的方式阐述清楚。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无疑需要对于中文本身有深刻而准确的把握。

    我在蒙特利尔如何教中文

    为了更好地教学,我在网络上搜索资源。找到了Chaofen Sun教授的书Chinese: 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从语言学的角度恶补中文。我还找到台湾交通大学刘美君老师的开放课程,逐课学习。刘美君老师的课程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说“形式”与“功能”有着紧密的联系,而语法正是给予二者以联结,那么什么是中文的“形式”和“功能”?在我的班级,学生的母语大多是法语和英语,中文的“形式”与“功能”与法语、英语又有什么不同?正是这些不同,导致了学生无法或者难以准确表达。
    中文是一种复杂的语言,很多细微之处都隐藏着玄机。比如,“看”与“看见”,“听”与“听到”不是一回事。再比如,“我高兴死了”、“我担心死你了”,在这里“死”的功能。又比如,恼人不休的“了”和“过”。“他上个月去了北京”和“他上个月去过北京”有怎样的区别?作为中国人,我们可能不会思考这样的问题,但是对于学中文的外国人来说,是他们实实在在的困惑。
    其次,如何找到一本适合外国学生学习中文的教材?《新实用汉语课本》是对外汉语的经典教材之一。在使用的过程中,我发现,学生可以明白教材上的文章意思,理解文章中出现的语法点,懂得一些文化常识。比如,他们可以明白“把字句”的结构,可以通过学习“入乡随俗”,了解一些中国各地的习俗。但是,如果他们来到中国旅游、学习或者工作,教材上的内容却派不上用场。
    如果外国学生不可以用中文实现基本的场景化沟通、理解,即便学再多的语法规则,都无济于事。呆板的教材、语法导向的练习模式,制约着语言学习最基本目标的实现。就这样,我开始寻找场景化、主题化、以沟通交流为目标的对外汉语教材。最终,我发现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体验汉语》系列。这套教材最大的亮点在于,多样化主题下极强的功能性。
    从2014年9月到2015年12月,一年半的时间,我接了两个不同的“对外汉语会话深造班”。我的学生里,有土生土长的魁北克人,有从法国来此工作定居的法国人,有从越南、柬埔寨来到魁北克历尽艰险的难民,有出生在墨西哥来到蒙特利尔工作的华裔,也有因为工作原因穿梭在中加之间的生意人。多元的背景,丰富的阅历,让我的课堂充满生气,也充满思想的激荡。
    这一年多来,课堂上设置了许多有趣的辩题,举办了多次辩论会。比如,“魁北克应该独立吗?”、“孩子应该去私立学校吗?”、“大学教育应该免费吗?”、“加拿大应该接收难民吗?”、“中国应该取消计划生育吗?”等等。
    这一年多来,我们一起观看张艺谋的电影《活着》、《归来》,希望学生们了解那些荒诞却真实的过去。我们一起观看令人惊艳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希望他们发现足以让他们垂涎欲滴美食背后的文化奇观、冷暖人生。我们谈论雾霾和环保。在学习“婚姻”主题时候,“小三”、“剩女”这样的新词同样会出现在我的课堂当中。但是,不止于此。我们会一起讨论“剩女”是不是一个涉嫌“冒犯”的词汇,我会向他们讲述中国女权主义者的努力与行动,希望他们发现一个立体的中国。
    这一年多来,学生们的表现令人惊艳。在课上,一位学生将蒲松龄的《画皮》娓娓道来;一位学生讲述了,在唐人街的小卖店里,他说“要水饺”被老板听成了“要睡觉”的趣事;一位学生分享了她曾经前往广西村寨走访,捐助少数民族女童的感人故事。
    一年半以来的对外汉语教学,也是教学相长的过程。上课的时候,学生们每每抛出一个又一个有趣又不易回答的问题。一次,一位学生曾经提问,中国人常说拥有“五千年”的历史。为什么是“五千年”?当问题的专业性超出了我可以回答的范畴,我便会请教专家。对于这个问题,我在下课后,发了微博,旋即引发热烈讨论。“澎湃新闻”还就此采访中国的史学学者,发表文章《中华文明有五千年吗?》,回答学生的疑惑。
    又一个学期的课程即将结束。此时,初入教职的新鲜与兴奋早已远去,初期的苦恼与审慎也不复存在。但是,没有改变的是,作为一名教师,保持开放的心,去学习、去倾听、去反省。
    如何通过我的教学让外国学生可以恰当地运用中文,如何激发他们了解中华历史、文化的兴趣,又如何帮助他们认识一个立体的当代中国?我相信这些问题会伴随我教学的始终。很幸运,我能够与我的学生们一起探索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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