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笃(以下简称：黄)： 这次您在艺琅国际的个展似乎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展览形态，在以往的展览中，您更多关注的是后现代语境下媒介的扩张，既拼贴又混合，然而，这次展览您更倾向采用“并行”的方法，即把非视觉的东西(盲人阅读的东西)以视觉化呈现，意欲用“颠倒”的方法去建构新的艺术语言。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范勃(以下简称：范)：探索媒介的可能性，只是计划中我创作转向的第一阶段。通过这个阶段，我初步探明了后现代语境下语言、意义、场域之间的关联，带有较强的实验性质。而我真正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心灵问题，这个问题需要通过长期艰苦的工作、持续性的阶段展览实践去逐渐接近答案。从表达的完整度来说，本次个展显然距离我的核心探索区域更近了。
在当代哲学领域，“知觉”是一个被重新发现并赋予极端重要性的概念。按照现象学的看法，知觉是思维的基础，又是思维的本体：有什么样的知觉，就有什么样的心灵。现代社会的本质是视觉社会，我们所习惯的一切，包括思维、概念、行动、结果，都是以视觉为基础的。对于一个视觉艺术家，我想在这个展览中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如果社会化的视觉对个体的人的心灵规训不存在了，那么人类感知的世界、人类心灵的世界会有怎样的可能性?
你提出的“并行”与“颠倒”概念我很喜欢。正常人的心灵存在着视觉施加的规训，盲人的心灵同样也存在着非视觉形式(触觉、听觉等)施加的规训，这是人类个体想融入正常社会系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这两种知觉系统永远平行不相交。我试着用你说的“颠倒”的方式，将这两种知觉系统打个结。让它们交织在一起，看看能否产生新的可能性?
黄：显然，您非常喜欢梅洛-庞蒂的观念“生命机体行为和其适应性环境同时被构建”。能否解释一下这一观念在您作品中是如何渗透和呈现的?
范：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主义把现代人带入心灵的孤独境地，“我思故我在”，似乎人的心灵是世界的发动机。这种观念折射在艺术创作中，就体现在预设概念左右作品形式，不管是主流架上绘画还是当代艺术，都存在这个问题。
我赞赏梅洛-庞蒂的存在主义思想，是因为梅洛-庞蒂延续了尼采“一切从身体出发”的反笛卡尔主义主张，提出“运动意向性”和“身体图式”(《知觉现象学》)的假设，为客观世界、物质身体、心灵思维三者之间关系做了更为恰当的解释。
在梅洛-庞蒂看来，身体和世界是不可分离的，世界是我的身体投射的世界，而我的身体则是世界的一个视点，世界在我的身体中实现了它自己，我就是世界本身的表达，我与世界之间有一种原始的“共谋关系”。这就是“生命机体行为和其适应性环境同时被构建”的内在含义。这个见解让我更加坚定了探讨盲人和正常人知觉世界差异的信心。
在这套作品中，观众“身体的视点”——采用视知觉角度还是触觉角度去感知作品——是解读欣赏作品的关键。我不预设概念，我也不传达观点，我只是设定让两个世界互相纠结的场所。可能这就是你所说的梅洛-庞蒂观念的渗透吧。
黄：在我看来，您的作品似乎是一种悖论，虽然以盲人的东西抗拒图像解读，但去视觉化的方式最终还是还原以视觉形式来呈现，只不过对有正常视觉的人而言造成了视觉阅读的障碍，仅仅呈现的是符号，也就是纯粹的视觉结构。这是否就是您要追求的和想要实现的语言的纯粹性?
范：你说的这点我比较认同。虽然我屏蔽了作品要传递的意义——意义是观众自行补充完成的;但作为艺术家，我仍然要对作品的语言和形式负责，我是通过形式来思考的。如何用最单纯有效的方式来呈现两个世界的内容?又如何将两个世界打个结?为此我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做减法。
1《世界³》，材料来源于现成品，通过数个盲人家庭的追踪调查，发现盲人关于个人日常生活的盲文纪录，诸如菜谱、歌词、地址、电话号码、信仰、诗歌等所用纸张来源于各种不同时间段的广告、杂志、图片、日常政治文本、房地产推销书等印刷品，印刷品本身的内容恰恰巧妙地反映了在地的城市化进程。而盲文本身同纸张所印刷的信息分属两个世界，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重要的是这两个世界在此交汇了。
对于我个人来说，这种言外之像，像外之言，是我创作线索的近一步延伸，所不同的是，作者从其中巧妙的隐身了。展示方式是将这些扎满盲文的印刷现成品裸贴于6.25米长、2.85米高的一整面墙上盲人可触摸阅读印刷品上面的文字记录。有视觉能力与没有视觉能力的读者各自解读分数两个世界的信息，通过这个解读过程，两个世界再次分离。
2《切片》，在24张用盲文纪录梦境的纸张上进行书写与描绘，然后再反复涂抹与覆盖，形成涂鸦效果的手稿。通过对所绘信息的干扰，使观者陷入观看的困境。在描绘的过程中，水、色、笔力的作用使得纸上的盲文凸点不断的损失，盲文信息也会残缺不全，使得有视觉能力的人与盲人对作品的解读都有缺失。从而使在视觉上分属两个世界的群体在某种形而上的意义上取得了平等。
3《B2》，大展厅由三十二张盲文检讨书组成的线性长卷式展陈方式。形式上追求极简，与空间融为一体，从观看角度来说，正常人无法解读盲文，每张检讨书为100cmX60cm，维生素B2药片组成了放大后的盲文凸点，所以盲人即使触摸作品表面也无法解读其内容，作品本身产生了无法观看与解读的双重困境;从符号意义上来看每一份检讨书都来源于真实的盲文符号，用手及身体的解读方试在这里完全失效，每一个具体的检讨在这里成为了无意义的无解的盲书。
黄：在作品《B2》中，您用三十二张盲文检讨书组成的线性长卷式。每张检讨书为100cmX60cm，维生素B2药片组成了放大后的盲文凸点，变成了无意义的无解的盲书。那么，您为什么选用药片作为媒介? 或者，以药片为媒介蕴涵了什么意义?
范：药的含义是有目的地调节动物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者功能与主治、用法与用量的物质。
我选择用药片做为放大了的盲文凸点的替代品，首先考虑的是作品尺度上的合适。药片于作品中是隐晦的、秘密的、被遮蔽的在场。如果非要阐述其意义的话，那么药片在做为艺术作品表达媒介的同时也提示了艺术本身是一种保持社会肌体健康的活性物质。尽管比重不大，但不可或缺。
黄： 整个展览仅有三组作品《世界³》、《切片》和《B2》组成，它们都与盲文相关，那么，这三组作品在整体上是一个什么结构关系以及逻辑联系?
范：就像我上面所说的，整个展览就是尝试将两个知觉系统打个结，看看背后的人类心灵世界有什么样新的可能性。那么这三组作品顺序渐进，呈现两个系统重新产生交集过程中从互不相属，到互相抵抗，最后到和谐新生状态，这三层逻辑关系就非常明显了。
《世界³》，“3”变为立方，表示“每一次心灵感知经验通过符号，都成为对同一个主题的不同表达”，即两个或多个世界交叉产生无数世界。常人感知到的是花花绿绿的视觉和印刷文字;而盲人感知到的是凸起的盲文;这两个世界同时存在，却毫不相关;把它作为第一个呈现的作品，为后面的“信息转化-重建”进行铺垫，也是希望它能作为一个线索，串联起以往的创作，即它暗喻了《言外像》“出生前”的样子。
《切片》，通过艺术家身体行为(涂鸦式绘画)的介入，视知觉世界已经不能被完整解读了;同样盲人的触觉世界也不完整了。视觉上所描绘的内容都是人体的不同器官(有的是病态的器官)以及相对应的各种检查波线、化验单数据、相关药物的英文名称、分子结构、化学方程式。英文文字内容主要是器官的功能、作用、同盲人的关系(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而作品中属于触觉的部分则是我之前采集到的一些盲人表述自己梦境的凸起的盲文。
这两种知觉系统表述符号的交叉重叠，暗喻人性中种种倾向，思想、味道、声音、诗性、信仰、死亡、生存、希望、恐惧、幸福、敏感、诱惑、痛苦、贪婪、脆弱等等。这些符号信息的相互转换、消解，使在视觉上分属两个世界的群体在某种形而上的意义上取得了平等和对话的可能。因为此时光凭视觉，或光凭触觉是无法完整解读这件作品所传递的信息的。
《B2》呈现的是触觉世界和视觉世界在碰撞、弥散之后的均态分布，这是一种和谐相处的状态，这也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知觉世界。命名为《B2》，来源于作品材料本身。如此命名的思考重点在于消除作品本来的身份元素-盲文凸起式的语言特点，避免不同的社会群体因为作品的“命名”而主动代入“盲人身份”，使作品承载过多的道德教义，让观众能直接进入“去图像化的观看和解读”阶段。
不过对现在的正常人和盲人来说，这个世界都是无法被解读的，只能以审美的角度去感受。可能只有艺术，才有可能以这种方式将哲学所设想的世界呈现吧。
黄： 我很理解您的意图，让有视觉的人与盲人对作品的解读都有缺失，使在视觉上分属两个世界的群体在某种意义上取得了平等。这是不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视觉重现?
范：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的平等，不是我这件作品的主题。上面我曾经说过，关注心灵问题才是我创作的主题。“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人的心灵如何感知对象?不同的人感知对象有什么差异?如果一下子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那么退而求其次，我在社会系统中寻找感知方式差异最大的两类人——正常人和盲人——来做比较和呈现，探讨我们探讨心灵问题的可能性，这是我的创作目标。若要说到理想化，我想我设置了一个两者世界的交集，这便是最大的理想化;而对于社会系统中的两类人能否能取得平等，我觉得这好像不是艺术所能解决的问题。
黄： 我曾看到一位日本艺术家小泉明郎以盲人表演盲人的录像作品《视觉缺陷》(Defect in Vision)，他从哲学和物理上探测“盲”性。场景设置在二战期间，是与历史赎罪相关以及涉及现实的叙事，即在过去的历史上演与现实状况的关系，即将发生的灾难征兆又与福岛核灾难相关。但您的作品似乎摒弃了任何叙事，更显理性，让作品理念回到视觉与非视觉的错位关系中。这是不是您追求的艺术本体的关键?
范：我是一个纯粹的视觉艺术家。做好视知觉领域内的工作、研究和创作，我乐此不疲。我无力讲述故事，那是文学家所擅长的;我也无力针砭时事，那个领域有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进行责任担当;最后我也不宣扬理性，因为对于一件作品，理性说不清楚的东西往往更重要。
黄：在这样的观念中，药片被转化成无法解读的无意义的意义，这似乎有点“主观表现的客观性”，也就是说，主观性的观念干预改变了客观物质的形态，也使其中的内涵和意义发生偏移。是这样吗!
范：使用药片作为承载这件作品的物质载体，实际上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带有一定的随机性。我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它审美形态上的适合。至于其内涵和意义，尤其是将“药片”这个物质放入这样一个特定的语境和文化场域中去理解，我想留一点诗性的空缺感，让观众见仁见智，也许会更好吧。
黄：您认为自己的作品在属性或类型上属于什么样的艺术形态?
范：我相信艺术的发生有其因果和缘分;但我不相信艺术甘心被现有的艺术形态所规定。从架上绘画一路走到今天，拼贴也好、影像装置也好、观念作品也好，从外部看也许我都是用了一些大家都能分类辨识的形态外壳;但对于我所进行的心灵探讨，我认为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心灵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黄：能否谈谈，在这一组作品之后，您将延着一个怎样的观念向前发展?
范：这是一个易于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我在创作中对心灵的探索是不变的，但具体到作品中以何种表征出现、又会取得何种认识上的进展，这需要交托给冥冥之中未知的神秘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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