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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日军七三一部队“特别输送”档案进行的实证调查证明:在中国民间,特别是黑龙江、山东两省,存在日军细菌战“特别输送”罪行的大量人证物证,这证明日军细菌部队在细菌实验中杀害的中国人的数量巨大,其中以黑龙江省受害最为严重。侵华日军驻各地的基层宪兵队猖狂进行细菌战“特别输送”活动,其“特移送”报告是细菌战“特别输送”的充足罪证;其“特别输送“活动几乎成为公开的秘密。被“特别输送”者大多数是中国抗日志士,他们的家庭因此遭受惨痛的创伤,啜饮无尽的悲剧。 Conclusion of Social Investigation into Japanese Army’s BW Special Transport YANG Yu-l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roy Departmnet Teaching,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Chaozhou,521041,China) Abstract: Trough the soci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pecial transport files of Japanese 731 unit,we knowthat in some Chinese parts, especially inHeilongjiang and Shandong,there are still enormous eyewitnesses and physical evidence about Japanese Army BW special transport., which can prove that Japanese BWArmy killed many Chinese people in their BW experiments, especially in Heilongjiang.The BW special transports of basic military police units of the invading Japanese Armywere outrageous and nearly open secrets, their special transport reports are solid evidence of BW special transport. The majority of victims of special transport were the Chinese fighters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Therefore their families suffer extremely painful experiences. Key words: invading Japanese army in China;BW;special transport;social investigation;conclusion 1998年11月,黑龙江省档案馆发现52份日军七三一部队“特别输送”秘密档案（1）,这是首次成批发现日军细菌武器实验受害人即“马路大”的详细个案资料,为研究日军细菌战罪行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同时,这些档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们有线索去了解那些被细菌战刽子手们称作“木头”的人们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被送到七三一部队之前都做了些什么事、有什么样的家庭背景,他们是否还有亲人活在世上,他们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是否知道自己亲人的真实遭遇等等,也使我们可以沿着档案的线索去追寻七三一部队细菌实验受害人的生活足迹。 从2000年10月到2002年5月,我们根据日军关东宪兵队“特别输送”档案记载的线索,先后对黑龙江、辽宁、山东和北京等地进行实证调查,收获极大。这种追踪调查是日军细菌战罪恶史研究中的第一次,而且是首次成批发现众多的细菌实验受害人遗属和见证人以及大量的实物证据。通过这些调查和实证资料,我们对日军细菌战“特别输送”的内幕有了比较真实的了解,逐渐形成了一些结论性的认识。 一 大量“特别输送”的人证、物证等需要抢救性挖掘 我们的调查表明,在中国民间,尤其是在黑龙江、山东两省,存在着大量的日军细菌战“特别输送”罪行的人证、物证。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们一共找到了21个“特别输送”受害者遗属家庭,涉及直系、旁系亲属达数百人;还为十余个受害人找到了知情者和见证人;此外还有大量的家谱、照片、受害人遗物等实物证据。我们在根据档案线索找到的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所发现,甚至有俯拾即是的感觉。在相隔60年后的今天,仅仅靠残存的一些档案线索仍能找到众多的受害人遗属和见证人,这说明:当年日军在中国各地实施的“特别输送”活动极其频繁,七三一等细菌部队用于细菌武器实验的活人体数量极其巨大,这个数量绝不是有些人说的几千,而是数以万计。 调查中同样强烈的感觉是,每到一地都令我们痛惜遗憾:我们来得太晚了!目前发现的“特别输送”档案大多集中在1940-1942年期间,至今已相距60多年。当时十几岁的孩子如今也已经成为白发苍苍的老人;而受害人的父母均早已作古;其兄弟姐妹妻子等已经所剩无几。我们找到的受害人遗属更多的是儿女、侄子(女)或孙子(女)辈。令人遗憾的是,我们通过遗属了解到,很多被害人的父母亲和兄弟姐妹妻子等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还在世。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进行调查,将会得到更直接、更丰富的实证资料。我们现在能找到的大部分遗属和证人已经到了七八十岁甚至九十岁以上的风烛残年,若再不抓紧调查寻访,将会失去收集和增加日军细菌战罪行实证资料的最后机会。我们希望国内同行们能够联合行动,抓紧时间,在所剩不多的时间内抢救更多的日军细菌战“特别输送”实证资料。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那些牺牲在日军细菌魔窟里的成千上万的烈士和同胞;才能对得起那些饱受苦难和煎熬、翘首盼望亲人消息的广大受害者遗属;才能对得起史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二 黑龙江人民受“特别输送”之害最为惨重 我们的调查结果表明,黑龙江地区的“特别输送”活动特别猖獗,黑龙江人因之所遭受的残害也最为惨重。 首先从档案来看,1998年在黑龙江省档案馆发现的“特别输送”档案中记载的52个被害人大都是在黑龙江地区居住或被捕的;2001年吉林省档案馆公布的277名被“特别输送”者中的绝大多数也是黑龙江人（2）。我们在山东省找到的10家遗属的亲人,也都是在移居黑龙江省以后被捕被害的。实际的调查结果也表明,在黑龙江省的广大城乡存在着大量的“特别输送”的人证和物证,当年“特别输送”涉及的范围和人数都非常巨大。在黑龙江地区的调查过程中,调查者发现了大量的被捕失踪案例。每到一村一镇,当我们问起日本宪兵队抓人之事的时候,老人们都立即回答说:“知道,这样的事儿太多了!”老人们都能在我们询问被害者之外说出一连串被日本宪兵队抓走并失踪的人名。例如,我们访问虎林市虎头镇虎头村的老支书姜福顺和于福善老人时,问起档案中记载的被“特别输送”的虎头村人于金喜和董殿全,他们不仅知道这两个人,而且都指出,与于金喜一同被捕的同村人还有张学魁等18个人。这18个人除了光复后回来5个人外,其余13人都是杳无音信（3）。我们在黑龙江省东宁县佛爷沟村寻访被害人张兴华遗属时,村里的老人们证实:伪满时期仅佛爷沟一个村子被日本宪兵队抓走失踪者就达40多人。这些被捕失踪人员中的相当一部分,极有可能也成了细菌实验的受害者。 这些说法绝非捕风捉影,因为我们根据档案找到的被害者遗属和证人对被害人的下落都是一无所知,都是在我们找到他们之后和拿出档案证据之时,他们才得知自己的亲人和邻里乡亲是惨死在日军七三一部队的魔掌之中。在伪满时期,如果谁家里人被日本宪兵队抓走,都要想方设法托人打听营救,但大多是音信全无,即“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有的甚至知道被捕的人被“发走了”（4）,但发往何处、结局如何却毫无所知。因为“犯人”被“特别输送”都是秘而不宣的。还有一个实在的例证。2001年4月,我们在黑龙江省宁县老黑山镇调查时,遇到一位名叫闻发的老人。他听说我们是在调查日本细菌战“特别输送”罪行,便认真地对我们说:“我有个叔叔叫闻德清,伪满的时候被日本宪兵队抓走了,以后再也没有消息。请你们回去留心帮我查一查,看我叔叔是不是也被送到七三一部队去了?”2001年9月,吉林省档案馆公布七三一部队“特别输送”受害者档案。我们在浏览1940年东宁宪兵队“特别输送”人员名单时,发现“闻德清”三字赫然列在其中。有了这份档案的证明,我们竟在不经意间又找到了另一家“特别输送”受害者遗属。这次发现是偶然的,但这种偶然的发现却揭示了一种必然性和极为重要的历史真相,即当年日军在中国以细菌武器试验为目的进行的“特别输送”活动极其频繁猖獗;与之相应,七三一部队用于细菌人体实验的人数也极其巨大。在中国的广大城乡,特别是在东北的中苏边界沿线地区,存在着数量巨大的细菌战“特别输送”受害者家庭。正是因为这一事实的存在,我们才能在偶然之间得到重要的发现。在历时两年的调查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太多的在伪满时期亲人被日伪军警宪特抓走后杳无音信的家庭,但因为没有档案的证实而无法确定他们亲人的最终结局。可以断定,这些人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遭受了“特别输送”。由于七三一部队就设在黑龙江地区,这里又是中苏边境和东北抗日联军活动时间最长的地区,所以黑龙江地区不可避免地成了日军细菌战罪恶祸害的重灾区,而档案中发现的受害者只是黑龙江省全部受害者当中的极少数。 三 日军基层宪兵队的“特移送”报告是“特别输送”罪行的充分证据 在黑龙江省档案馆公布的52份“特别输送”档案中,有綦宪度等10人缺少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的“特别输送”指令。一般来说,这样的档案证据似乎是不充分的,不能直接用作“特别输送”罪证。我们在最初开始调查时,对这10个人的情况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是,随着调查研究的进展和更多档案文件的公布,上述情况发生了变化,从而使我们原来对“特别输送”档案证据的认识也随之改变。 首先是綦宪度是否最终被“特别输送”的问题。黑龙江省档案馆“特别输送”档案记载:綦宪度时年26岁,原籍山东省招远县,原任山东战时后方委员会胶东联合办事处西海区助理,1944年1月该人在伪新京(长春)侦察日军军情时被捕。审讯后新京宪兵队建议“特别输送”,只是未见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的“特移”指令。由于綦宪度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干部的身份使我们对他的调查欲罢不能。 后来,我们认真研究了50年代中国沈阳军事法庭审讯日本宪兵队战犯的口供记录。原任日本新京宪兵队准尉班长的坂根觉次郎供述:“1944年3月,根据分队长藤原广之进少佐的命令,将特高班逮捕的中共某县助理员稚宪度(男,26岁左右),移送哈尔滨石井部队。我与特高班长滨瑞三郎准尉作好移送报告书,呈报关东宪兵司令部批准后,命岛田晃军曹等将其押送石井部队。”藤原广之进也在供述中承认:1944年“2月下旬某日”在长春逮捕了“行动可疑的中国人稚某”,“经批准后,我命部下将其送往哈尔滨石井部队”（5）。经核对,这里说的“稚宪度”与黑龙江省档案馆“特别输送”档案中记载的綦宪度在被捕时间、地点、过程、身份、年龄等方面完全一致,所以“稚宪度”应该就是綦宪度,这里的“稚”字一定是翻译当中或日本人记忆当中出了错误。于是,綦宪度被实施“特别输送”这一事实最终确定下来了。我们在山东和北京两地对其遗属进行的调查取得了圆满的结果。 其次是对刘文秀等人最终结局的确定。2001年9月,吉林省档案馆又公布了总数达277人的日军细菌战“特别输送”档案。我们在这次公布的东宁宪兵队和鸡宁宪兵队“特移”处理名单上找到了刘文秀、薛孟祥、孙福发、周殿平等四人的名字。至此,黑龙江省档案馆“特别输送”档案中缺少“特移“指令的10个人已有5人最终得到确认。 另外,我们找到的这些被害者的遗属或见证人也证实了受害者被捕后杳无音信。 上述事实表明,凡是上了日本宪兵队“特别输送”名单的人,其最终命运就已经确定。目前已经发现的日军“特别输送”档案残缺不全,关于其中每个人物的记载也不可能完整,档案中缺少的不等于实际上没有。事实上,高高在上的日本关东宪兵司令部不可能对下面各地宪兵队的“特别输送”报告进行一一核实、记录在案,所以,关东宪兵司令部对各宪兵队的“特别输送”报告只能是一一照准。我们认为,如果有了日军各地宪兵队对某人的“特别输送”报告,就已经有了该人被“特别输送”的足够证据。 四 被“特别输送”者绝大多数是抗日志士 已发现的档案文件表明,日军宪兵队“特别输送”的对象是有明确标准的。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部和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曾下达过专门的关于“特别输送处理”的密令,并按照“间谍(破坏分子)”和“思想犯(民族运动和共产运动分子)”两大类确定了“特别输送”对象的标准（6）。 在已发现的日军“特别输送”档案中,被害者一律被冠以“苏联谍者”的罪名。但是,调查发现:他们并不都是单纯的苏联情报员,很多被害者在被捕当时或以前都以各种方式参加过当地抗日武装或其他抗日活动,即使是单纯的“苏谍”,做的也是抗日工作。 此次调查找到的两个最典型的例证是王明生(王振达)和朱云岫。王明生和朱云岫在东北沦陷初期(1934年)先后参加了抗日救国会,后来又参加了抗日联军,最后又一起被日本宪兵抓获并被“特别输送”。由于作为抗联家属受到日伪特务的威胁,1936年王家全家在父亲王兆金的率领下毅然投奔了抗联四军位于密山哈达河沟里的密营。王明生的弟弟王明德参加抗联四军当战士;父亲王兆金和大哥王明武为抗联密营种粮种菜送情报;王明生的母亲、嫂子和妹妹都在抗联四军被服厂缝纫军装（7）。朱云岫的哥哥朱云彤也参加了抗日活动,也是在1941年因本村特务告密而被捕并且一去不回（8）。经吉林省档案馆公布的“特别输送”档案证明,朱云彤确实是又一个被“特别输送”者。 另外,李厚宾的父兄和全家都是抗日联军的基本群众。我们在辽宁省沈阳市中国医科大学访问了李厚宾的八弟李厚文,他向我们描述了当年李家掩护、支援抗联的一件件往事,并清楚地记得常到李家去的抗联领导人郑鲁岩等人的名字（9）。李厚宾本人在1937年前后在虎林县倒木沟伪警察署当警察时,与警察署长刘日宣及全体警察一起秘密加入抗日组织,为抗联部队传送情报（10）。李厚宾后来因此而受到怀疑和控制,在退职后于1941年被宪兵队逮捕并被“特别输送”。1944年初在长春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并被“特别输送”的綦宪度,原任胶东抗日根据地西海区助理,中共党员,被捕时正在侦察日本关东军军情（11）。 原美臻1941年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前在虎林镇开“原家馆子”,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副官长毕于民（12）领导下的地下交通员,现仍健在的抗联老战士韩玉阳当年在毕于民处见到过去送“东西”的原美臻（13）。另如林向阳、王乐甫、桑元庆等被“特别输送”者,都有明确证据证明其参加过各种抗日活动。 有些“特别输送”受害者确实是与苏联情报机构有直接联系的情报员,但他们当中很多人曾经是“抗联”等抗日组织的成员。例如,我们在虎林市伟光乡找到一位92岁的老人位成增,他在东北光复以前一直在虎头镇日本人经营的“饭木材部”当把头。当我们向他问起在虎头被捕的苏臣、刘文斗和段凤楼时,他立即回答说“知道”,而且肯定地说,他们都是“我们的人”。经仔细询问才知道,原来位成增与苏、刘、段等一共26个人曾是虎林、饶河地区高玉山领导的“东北国民救国军”的成员,在救国军失败入苏之前,奉高玉山之命在虎头镇(当时是虎林县城)秘密潜伏。后来,苏军情报部门设法与这一批人建立了联系,他们便开始直接为苏方工作,直到东北解放。我们的调查结果证明,日军细菌武器实验迫害的主要对象是他们最可怕的敌人———秘密抗日分子。或者说,日军是用最残酷的手段来镇压隐蔽战线上的抗日志士。通过调查,我们也找到了一批默默为国捐躯的抗日烈士的下落,使他们含冤多年的英魂有所寄托;使他们备受煎熬的遗属们的心灵有所慰藉。 五 “特别输送”和七三一细菌部队是日本宪兵队里公开的秘密 在调查过程中,除了掌握的档案线索之外,我们还新发现了两个被“特别输送”的抗日烈士,即饶河县的王乐甫和林向阳,并找到了他们的家属。另外,在绥芬河市和东宁县也发现了一些“特别输送”的明显证据。这些发现,或是通过查阅解放后审查敌伪人员的档案,或是通过访问在日本宪兵队里服务过的证人,总之证据都是从曾经在日本宪兵队里工作或服务的中国人的口中得到的。 据原日军饶河宪兵分遣队宪补张家政供述,大约在1944年初冬,饶河宪兵队得到情报,说潜伏在饶河街上的“间谍”有“三多照相馆的王乐甫,以及于海、王海山、游击小学校长孙锦良”等四人。宪兵队很快将这四个人抓了起来（14）。据张家政说,王乐甫被捕后是由他和日本宪兵川崎审问的。经过一个星期的严刑拷打,日本人从他口中什么也没有得到,于是日本宪兵队将王乐甫和于海“特移送东安宪兵本部转送哈尔滨杀了”。 张家政在供词中还说,有一个被日军俘获的抗联人员,名叫刘贵,在刑讯后供出饶河街上潜伏的情报人员有林向阳。1945年2月15日林向阳被捕。1945年春天,即日本投降前仅几个月,38岁的林向阳被“特移送在哈尔滨用细菌杀了”（14）。张家政关于王乐甫等人被“特别输送”的口供是完全可信的。我们查阅了张家政审讯材料。张家政从1942年到日本投降前一直在日本东安宪兵队(本部驻伪东安省东安市,现黑龙江省密山市)驻饶河分遣队当“宪补”,曾亲自参与抓捕和审讯王乐甫、林向阳二人。东北光复时张先后逃到长春、沈阳和北京,1953年在北京被逮捕并送回饶河审讯,因罪大恶极于1954年被判处死刑。 张的一系列口供表明他对“特别输送”的底细了解十分清楚。他使用的是日本宪兵队内部专用的秘密术语“特移送”,并且解释说,“听说送哈尔滨的犯人都是用来试验细菌”。张家政在另一份供词中还专门解释过这一问题:“送到哈尔滨死刑是这样写的:‘特移送’。这三个字就代表处死刑。为什么要送哈尔滨,我听大平宪兵说,这是军事机密,全满洲国送到哈尔滨的是做细菌试验用。”“我听大平宪兵给我讲,‘特移送’之名称是军事绝密。在哈尔滨有日本石井部队,有100部队(此处是张家政记忆错误或当时就未弄清,100部队在长春,石井部队的代号是731———作者注),专用全伪满洲国捕捉的做间谍活动的人做细菌试验用。石井是日寇中将。”（15）张家政供述的情况与“特别输送”档案的记载和日军细菌部队、宪兵队成员的说法完全一致。令人吃惊的是日军宪兵队里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宪补竟将“特移送”和细菌部队的底细了解得如此清楚准确。 无独有偶,后来我们从东宁等地的敌伪人员档案和有关人员的证词中了解到了同样的情形。 1939-1944年间在东宁县的三岔口、石门子、东宁等地的日本宪兵队担任过翻译官的曹国强明确承认,他知道在哈尔滨的平房里有一个细菌部队,宪兵队抓的很多人都送到那里做细菌实验了。有一个叫刘邦鸿的煤矿村农民被石门子宪兵队逮捕后送到哈尔滨做了细菌实验。曹国强的供述使我们的记录又多了一个被“特别输送”者的名字,曹国强本人因无直接的罪行,解放后未被镇压,在监狱里关押多年,释放后于80年代初死在东宁县城（16）。 东宁县老黑山镇78岁的农民刘成仁,1941-1943年间曾在石门子日本宪兵分遣队当博役,他向我们证实:他亲眼见到佛爷沟村的村长刘庭武和刘巡官被石门子宪兵队抓走,原因是宪兵队抓到的苏联过来的“密探”供出上述二人“通苏”。我们尚未对刘成仁提及细菌战或“特别输送”的事,刘自己对我们说:“他们被抓以后音信全无,估计情况他们不是被枪毙了,就是送到那个细菌医院去了。”我们问他“细菌医院”是怎么回事?他说是在宪兵队时,听队内几个岁数大的中国人议论的,有时候谁闹病了,他们就议论“是不是从日本细菌医院里放出来的细菌?”他还听说:“有的人判了死刑就送哈尔滨去了,还有的说是喂狼狗了。犯人一招供定刑就送到牡丹江、哈尔滨,我在那里的二年送走的就有几十人。”（17） 上述情形并非仅仅是我们的调查发现。在1956年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过程中,法庭查问的证人张有祥(张兆林)也提供了类似的证据。张有祥于1938年至1943年在半截河(今黑龙江省鸡东县向阳镇)日本宪兵分遣队当杂役,1944年到1945年8月在鸡宁宪兵队本队和分队担任宪补。在这期间,张听说或直接参与了大量的“特别输送”行动。他说,日本宪兵队逮捕的人被审讯后“大部分是‘特殊输送’”。而且他知道“‘特殊输送’是送到哈尔滨‘供研究用’。送法是:宪兵把这些人送到车站,有黑汽车来接,交到车上就行了。这种‘特殊输送’的人,再也没回来,听他们说是做实验、解剖用。解放后才知道是做细菌试验用。”张有祥说,他能知道这些事情,是“因为我在里面干事,又懂日本话,听到日本人讲。‘特殊输送’时,我也看到过。有时缺翻译,我还在审讯时当过翻译。所以我知道”（18）。 上述事实证明:“特别输送”和细菌实验、细菌部队等在日军侵华时期并非是什么“绝对机密”,起码在当时的日本宪兵队里已是人人皆知的公开秘密,因为不仅参与侦讯和捕人送人的翻译、宪补等较高级中国汉奸特务洞悉内情,就连最低等的杂役人员也能有所耳闻。这一事实说明:当年各地的日本宪兵队进行的“特别输送”活动太多、太频繁,或者说,“特别输送”就是宪兵队的“日常工作”,不仅难以掩人耳目,而且日本人似乎也没有去极力遮掩。由此不难想象,日本宪兵队“特别输送”的数量会有多么巨大。同时,这一发现也证明了日军细菌战罪证存在的广泛性,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搜集细菌战罪证的重要的途径。 六 受害者家庭的惨痛创伤和无尽悲剧 丧失亲人的痛苦是每一个人都能想象和体会到的,在日寇铁蹄下挣扎了14年的东北人民,不知有多少个家庭遭受过这种痛苦。然而,“特别输送”受害者的家庭遭受的还不仅仅是丧亲之痛。由于这些受害者被捕后杳无音信,亲人们一直生活在忧虑和渴盼的煎熬之中。在这种痛苦的煎熬中,白发爹娘苦盼儿归、死不瞑目;年轻妻子倚门翘望、青丝成雪;失怙幼儿嗷嗷待哺、病弱夭折。还有不得不指出的是:由于一些被害人当时担任伪警察等伪职或身份不清,被捕后又大多下落不明,他们的遗属往往因此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有的至今戴着伪警察或叛徒家属的帽子。 李厚宾被抓走时,妻子陶秀文刚刚29岁,正怀孕,并且已有两子两女四个孩子,最大的儿子李丕基刚刚七周岁。陶秀文整日以泪洗面,到处打听李厚宾的消息,三个小的儿女和后出生的孩子都因病先后夭折,只剩下唯一的儿子李钢(李丕基)。1945年东北解放以后,陶秀文对儿子说:“日本鬼子跑了,你爹如果活着就会回来了。”陶秀文天天盼着李厚宾能突然回来。直到1990年78岁逝世之前,丈夫仍不知所终,这让她耿耿于怀（19）。 李厚宾之子李钢1956年参加工作以后,因为父亲的伪警察身份而迟迟不能入党,也没有得到重用。直到1979年,李钢所在单位派人到北京找到当年虎林倒木沟警察署刘署长的妻子,证明了李厚宾的真实身份,李钢才入了党（20）。王明生与妻子金玉珍结婚后不到一个月就离家出走,不久被捕。当时金玉珍已怀有身孕,在王明生被捕当年的冬天,因上井台打水滑倒而流产,王明生留下的生命种子尚未出世便遭夭折。当时还不到20岁的金玉珍,虽与王明生只有不到一个月的夫妻生活,但仍苦苦等着丈夫归来,直到东北光复以后,在王明生的父亲苦劝之下,金玉珍才改嫁。现已83岁的金玉珍,提起王明生仍然慨叹“没留住我们那个孩子”（21）。朱云岫与哥哥朱云彤相继被捕,父亲朱宝田急得到处打听消息,听说两个儿子都被“扔狗圈”之后一病不起,三天后含恨去世（22）。 唐永金被捕前已与妻子离婚,与两个儿子相依为命。他被捕后两个儿子立刻变成了孤儿,只好一个跟着叔叔唐永和,一个过继给远房的伯父。安鸿勋原籍山东省利津县,1921年单身一人离家闯关东,来到黑龙江省虎林县(当时属吉林省)的小木河乡,后来又到虎头村,在乌苏里江边打渔为业。妻子独自一人在老家含辛茹苦将独生儿子养大,儿子20岁娶了媳妇之后,于1941年夏带着儿子、儿媳千里迢迢来到虎头村找安鸿勋。但是,一家人刚刚团聚7天,安鸿勋就突然被捕,从此再无踪影,他的妻儿遭受的打击有多么沉重! 林向阳的死难给家人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林被捕时有二女一子,大女儿林霞只有9岁,最小的儿子出生刚6个月,沉重的担子落在了刚30岁的妻子孙兆峰身上。孙兆峰1915年生,现已年近九旬,身体状况不好。我们去她家访问时,她已经不能清楚完整地回忆当年的事,只是反复念叨:“过年才三天他就叫人给抓走了,再也没见着面。我盼哪盼哪的,到底也没盼回来。”由于儿子自幼患脑瘫,生活不能自理,现在已经56岁了,仍然靠风烛残年的老母亲照看。可见,日本侵略者的罪恶后果至今仍然延续着。 季兴田原籍山东掖县,只身一人到东北经商,1941年在鸡西被捕并被“特别输送”之后,家里人没有他的音信。他唯一的儿子季丕文奉母命两次出关,专程到东北寻找父亲未果。母子俩苦盼亲人归来,至死也不愿意相信亲人已不在人世。2000年,他的孙子们估计,祖父已经过了100岁,肯定不在人世了,才在自家祖坟地给祖父修了一座空坟。此外还有李厚宾、王振达、朱云彤、刘文秀等被害者,家人都为他们修了空坟或衣冠冢,以寄托哀思。 以上所述仅仅是目前我们找到的20个受害者家庭中的一小部分。如果打开其他每一个受害者的家庭历史,都是一幕幕的悲剧。这一切都是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统治和细菌战罪行造成的恶果。日军罪恶的细菌战残害了千万个中国人,而其阴影至今仍笼罩着千万个家庭。王明生的妹妹王秀清在接受我们访问时愤怒地说:“我恨日本鬼子恨它一辈子啊!”她的话代表了所有受害者遗属的心声。背负这些伴随半个世纪的惨痛的身心创伤,他们有充分的权力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总之,迄今为止的调查收获是重大的。在此之前,我们已知的细菌战人体实验人证只有敬兰芝、王亦兵等很少几例。而此次调查则是成批的发现,并且得到了广泛的相关历史背景资料,使我们对日军的细菌战罪行有了一系列新的认识,使我们对日军细菌战史的研究又深入了一步。我们的调查证明:侵华日军细菌实验和细菌战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是掩盖不住的,在中国大地上仍然存在着大量活生生的铁一般的证据。我们将更广泛地继续调查下去,让更多的日军细菌战罪行大白于天下,让更多的细菌战被害者遗属得知亲人受害的真相,并以此揭露日本法西斯的侵华暴行,驳斥否认细菌战罪行的种种言论,告慰众多死难烈士的英灵,警醒广大的中、日两国人民。 注 释: （1）关于这52人被捕和“特别输送”情况参见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关东宪兵队“特殊输送”档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 （2）见吉林省档案馆2001年9月编的《吉林省档案馆馆藏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有关档案介绍。 （3）见姜福顺访问录音整理材料(2000年10月29日);于福善电话访问笔录(2000年11月3日)。 （4）见被“特别输送”者林向阳之妻孙兆峰访问笔录(2000年11月2日)。 （5）见《细菌战与毒气战》第126-128页的部分研究。 （6）见《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第140-142页的研究成果。 （7）见王秀清、朱玉芬、唐俊明、李钢、安桂芳等人的访问笔录(2000年11月)。 （8）见朱玉芬:《关于我父亲朱云彤、二叔朱云岫参加抗日的说明》;朱玉芬、刘书坤、华成利等人的访问笔录(2000年11月)。 （9）见李厚文访问录音整理材料(2000年10月27日)。 （10）虎林市革命老区促进会编:《虎林抗日烽火》,第180-182页。 （11）见《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侵华日军“特殊输送”档案简介》(打印本),第20页。 （12）毕于民(1990-1938),烈士,原名刘镇东,山东莱芜人,1939年来到虎林县倒木沟,东北沦陷之初曾参加高玉山领导的抗日救国军,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和饶河农工义勇军,历任中共虎饶中心县委委员、中共虎林县委委员、抗联七军军部副官长、抗联七军虎林办事处主任和独立团政委,负责虎林地方党组织和军队及军事情报和军需供 应等工作。1938年9月被内部叛徒杀害。见《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第289页;《虎林抗日烽火》,第302-306页。 （13）见韩玉阳访问录音整理材料(2000年10月25日)。 （14）见饶河县人民法院档案,1954年7月刑字第7号,《张家政口供抄件》,第6-7页、第36页。 （15）见饶河县人民法院档案,1954年7月刑字第7号,《张家政口供抄件》,第7-8页;《张家政反动材料》第12-45页。 （16）东宁县公安局敌伪人员档案《各地通过曹国强证实材料》(1968年8月14日);东宁县胜利村(原佛爷沟)农民王志成访问录音整理材料(2001年4月19日)。 （17）刘成仁访问录音整理材料(2001年4月21日)。 （18）《细菌战与毒气战》,第110页。 （19）李钢:《关于我父亲李厚宾和李家历史的回忆》(手稿);李钢访问录音整理材料(2000年10月27日)。 （20）李钢访问录音整理材料(2000年10月27日)。 （21）金玉珍访问录音整理材料(2000年11月7日)。 （22）朱玉芬:《我的父亲》;朱玉芬访谈录音整理材料(2001年3月23日)。 免责申明：文章内容未经对证核实，本站只提供传播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