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法治保障和改善人民福祉
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2009年启动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在医疗卫生设施建设方面功不可没，具体到制度和机制上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医疗卫生是较早被产业化的行业，后来又在改革中被纠偏，转向公益化方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还是不少，以挂号为例，替人排队在全国各地医院已经司空见惯，甚至出现了所谓的“黄牛党”，也出现了合法化的VIP通道，这些看似发挥市场作用的手段，其实背后就隐藏着不公平和不公正，它意味着有钱人可以付得起额外的加价，可以优先于他人。当然，这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美国有偿替人排队和“特约医生”也司空见惯。这个始于撒切尔和里根时期的所谓新公共管理革命的体制机制，目前已经蔓延到基本公共服务和福祉领域，诸如用金钱实现牢房升级、购买代孕、投资移民、碳排放交易、付费猎杀珍稀动物，等等。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圣安娜和其他城市，非暴力罪犯可以通过付费的方式购买更好、单独、干净、安静的牢房。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私人军事承包商的雇佣军在数量上远远超过美国士兵，凡此种种。如果金钱可以购买一切，富足与否就决定一切。如果把一切都交给金钱，人世间的诚信、友爱、奉献等社会价值和生活意义都会受到侵蚀。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决定》中特别强调在实现人民福祉、推进社会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中要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针对社会和司法领域的改革，必须坚持公平正义，确保其不遭受市场价值观侵蚀。
最大限度确保社会政策的公共性，避免利益集团干扰。科学技术研究和科学技术开发本身是没有什么价值取向的，对于那些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的人来说，他们完全可以按照价值中立原则进行技术研究和开发。市场经济则是完全按照利润最大原则吸纳技术，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几百年人类在经济技术上取得巨大、快速进步的原因之一。但是，社会发展和社会政策则大不相同，社会政策的应用涉及到实施这些政策的决策者的自身利益，在某种意义上，决策者本身是政策的受益者或受损者，决策者在实施政策、制定政策过程中难以超越价值中立原则，这就必然造成社会发展领域的不平等，甚至出现“经济和技术越发达，社会就越趋向于不公正”的现象。“市场如果受到富人或市场参与者的影响，他们将产生不平等，将使市场失效—并使不同利益群体产生扩大财富的不同激励”。针对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失灵，出现了志愿主义的治理模式，那就是非营利部门参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但是，在社会政策制定领域，如何确保政策的公共性依然是一个确保实现公平正义的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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