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上午，首起由院长开庭审理的“民告官”案——湖北白涢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诉安陆市工商局行政处罚案，在安陆市法院城区法庭公开开庭审理，由安陆市法院副院长刘博洁担任审判长，与法官朱亚平、杨静组成合议庭。安陆市工商局局长陆文杰出庭应诉。
此案有两个亮点，一个亮点是由法院副院长亲自担任审判长，据悉，此案为司法体制改革后首例由院领导开庭审案的案件，为今后入职审判团队的院领导亲自开庭审案“试水”。今后院领导办案将成为常态，并有一定考核指标。另一个亮点是行政部门“一把手”亲自出庭应诉。以往虽然也有行政官员出庭，但多为副职或层级较低官员。
以往，无论是法院院长还是工商局长，虽然性质不同，一个是司法部门官员，一个是行政部门官员，从法理上看都应“各司其职”，即院长不仅要管案还要亲自办案，行政首长不仅要依法行政，还要作为被告亲自出庭应诉。但司法体制改革之前，法院实行的是行政化管理，与当地政府官员一起接受行政考核管理，司法管理与行政管理混同。导致院长只“管案”，签发文书，参加审委会讨论案件，不直接开庭审案。开庭办案似乎只是一般法官的事情。院长偶尔开庭都成为一件新闻。同样，行政首长把出庭应诉当作“没面子”的事，似乎亲自出庭应诉接受法庭审判是“屈尊降贵”的丑事，因此，一般都有普通干部代理出庭，或直接委托律师出庭。
其实，无论是“院长开庭审案”和“局长出庭应诉”，均应成为法治社会常态，不应“犹抱琵琶半遮面”，而应依法履行各自职责，院长要理所当然地开庭审案，行政首长也应理直气壮地出庭应诉。事实上，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法院院长是专司审判的“法官”，具有管理法官和审理案件的双重职责，就此而言，院长开庭审案只不过是“回归本职”而已。
至于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中明确规定：对重大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要主动出庭应诉。而在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别说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更是“家常便饭”，就是总统出庭应诉也并非什么稀罕事。
“上法庭未必不是好事，在法治社会，当被告和原告都很正常。要求行政负责人到法庭应诉，体现了我们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法治政府的信心和决心，向社会传递的是正能量。”最近，在青海省政府常务会议上，省长郝鹏“点赞”该省农牧厅长张黄元，后者不久前出庭应诉了某公司诉省农牧厅行政不作为案。在郝鹏看来，“‘一把手’出庭应诉起到了很好示范作用。胜诉固然好，败诉也不要紧。错了，我们就改正，就纠偏纠错。”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关键在“关键少数”。此次“院长开庭审案”和“局长出庭应诉”，其意义正在于“关键少数”的示范作用。
“院长开庭审案”，一方面是角色的回归，司改后的“院长”不再是混同于“局长”的行政官员，而是不受行政干预，心无旁骛地开庭审案的法官，法律是其唯一上司，对法律负责，接受法律监督，发生冤假错案，接受法律问责。此外，“院长开庭审案”还可以提高其专业水平和法律修养，更好地管理法官队伍，确保司法公正。
“局长出庭应诉”，一方面，不仅体现对法律与法庭的尊重，维护法律权威，更有助于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提高领导干部自身的法律素养。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不仅有利于培养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社会事务的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使得政府每做出一个决定、每出台一个政策，都有防范法律诉讼的风险意识，力求做到在每一个行政行为之初，就保证其合法性，从而保证权力公信力。另一方面，“官德如风，民德如草，风行则草偃。”官员信仰法律，老百姓才信任官员，官员奉法、学法、守法、依法行政，依法办事，老百姓才信仰法律，信任官员，才能逐步从“信访不信法”的怪圈中走出，如此，信法、学法、守法的社会风尚才能形成，法治社会才可期待。
其实，“院长开庭审案”和“局长出庭应诉”看似对立，实则统一，只是从不同的职责和扮演的角色去“纠偏”和“矫正”，让行政始终不偏离法治的轨道，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常识，也是公民社会的普遍期待。(来源：安陆市人民法院)
编辑：sfedito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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