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配合再申诉：缺乏程序正义的法治能走多远？
近日，深圳两名女孩逛街被公安民警查验身份证，后被依法强制传唤的事件，引发公众关注。相关砖家在解读该报道时称：“公民应首先配合公安机关对身份证的查验，如对执法有疑问，可在配合查验之后，通过诉讼、复议、内部监督等渠道申诉。警察依法查验身份证只是查明身份，不是‘找碴’。在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如果为了‘找碴’去查身份证，反而增加了工作量。”
对于该名专家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表态，九零后知名时评人“墨黑纸白”引义慷慨，撰文《先配合再申诉：质疑精神不应扼杀在萌芽中》以作回应，堪称是有理有据、掷地有声的反驳。“墨黑纸白”指出，我们现在要求公民如何遵守自己的义务，也要要求公权如何尊重公民的权利，不要制造新的矛盾，这才是所谓的砖家们应该干的事，而不是对着公民们乱扔板砖，中国人的质疑精神在消失了半个多世纪后再次萌芽，就又想积极扑灭，这是对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最卑劣的一件事。
墨黑纸白先生所论实为精辟。但在笔者看来，这件事情的可怕还不单单在于砖家这种“跪舔公权”的说话方式会扼杀國民们“为学必先会疑”的精神，更在于砖家这套话语体系有意、无意间宣示了一种几千年来的文化糟粕，会让大众在不知不觉中“养虺成蛇”。
近来观读传统文化典籍，不时看到这样的表述：
夫霸者，驳道也，盖白黑杂合，不纯用德焉。期于有成，不问所以；论于大体，不守小节。（出自《反经》—原序）
类似的话语还有：
《礼记·大学》：“《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二者表达了同一个概念，意思是只要我想干的事情的目的是正确的，是光荣的（譬如成就王霸之业啦、安邦定国啦等等“伟正光”的目的）手段怎样无所谓，我只要求最终实现目的就可以了。
在实现这个目的的过程中，底层百姓最好什么也不许问，跟着走也就可以了（即使问了，上位者们也不屑回答，因为他们坚信“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可以说正是这样一套混账逻辑，使得几千年来中国的底层百姓都无缘“政治实践”，更遑论当家做主！
我们不妨回过头来仔细品味一下，相关砖家所说的“先配合再申诉”，实际上与上述逻辑同出一脉。它们同样都为自己的目的作出“惟清区夏，肃清奸尻”的定性，而后不容置喙的让平头百姓“垂首帖耳”，否则就要以“暴民”论处。
问题是，“目的正义”就可以不择手段、不讲程序吗？就可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五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熟视无睹、任意践踏吗？
英国著名法官G·休厄特说过：“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被实现。”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释，这句格言的意思是说，执法者不仅要审视自己的动机是否正确，并完全符合实体法的规定和精神，而且还应当使人感受到执法过程的公平性和合理性。换句话说，一个警察光有一副“急公好义”的心肠和“护佑黎民”的标榜还远远不够！他必须要使执法过程合乎规矩，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
更何况，在“以苛为察，以利为公，以割下为能，以附上为忠”的当下，就连执法者的目的本身是否真的“正义”都很难说！君不见，李思怡夭折于成都，谢业新丧命于湖北，周秀云断颈于太原，有哪件与身穿人皮的公安干警脱得开关系？！
前天，有一个喜好三国的朋友在酒桌上开玩笑说：“自新政以来，国富刑清，虽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表，无以远过。”且还大言不惭的吹牛道：“经过上面的着力整顿，现在是人心思善，百姓与警察是鱼水关系，应该建立充分的互信嘛！”
言外之意是，既然“互信”，就该“先配合，再申诉”。对此，我当然只能置之一笑。
记得德国学者Wolfgang曾经说过：“不要轻易相信一个手握公权者，除非你手里有反制他的利器。”
在“布衣驰骛”的秦汉，有“登闻鼓”、“诽谤木”、“鸣冤石”给百姓撑腰，能够风闻奏事；在“允文允武”的欧美，有“选票”、“宪法法院”给公民壮胆，可以纠举不法！然而现在呢？现在我们手里有什么？我们凭什么保证“身负皇命”的锦衣卫们在我们面前不会变成饕餮妨横、任意妄为的野兽？！信任从何而来？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跟老百姓谈“先配合，再申诉”，何异于一个老师教导一个幼女：“当你面临伪君子们的猥亵和欺辱时，不能有任何反抗，必须先挨X，再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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