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做“减法”，服务做“加法”
一个县级政府有多少项行政权力？２０１４年，杭州市富阳区“晒”出权力清单。经清权厘权，富阳常用行政权力从２００８年的２５５１项“瘦身”到１４７４项。随后，富阳又“晒”出职责清单和负面清单。
富阳区编委办主任闻关明说，富阳还编制了一张权力运行流程图，明确行政权力的运行程序、办理期限和责任机构。
权力做“减法”，服务做“加法”，这是浙江以法治思维推进简政放权的一个缩影。截至２０１５年底，浙江省级实际执行的行政许可事项减少到２８３项，委托市县执行８９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全面取消，成为全国行政审批事项最少、速度最快的省份之一。
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区，浙江较早遭遇发展的新问题、新矛盾。浙江立足省情，与时俱进立法，出台全国第一部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第一部规范民间融资的地方性法规、第一部全面覆盖各类对象的社会救助地方性法规……
“浙江改革发展到哪里，地方立法就规范服务到哪里。”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丁祖年说，为做到科学立法，浙江率先在全国举行立法听证会，近年来还探索让人大代表依据专长认领法规项目。
创新社会治理让法治扎根基层
“运动会不是４年一届吗？去年刚搞过一届，今年怎么又搞？能否将这笔预算用来建设村级体育场地？”“去年预算项目整体执行率偏低，只有四五个项目执行率达到９０％以上”……
今年２月，温岭市坞根镇召开２０１６年财政预算民主恳谈会，会议采取一问一答的形式。当地人大代表的提问尖锐，让不少坞根镇的参会领导出汗，他们在认真听取后一一作答。
作为改革开放后国内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的诞生地，温岭自发探索基层治理创新，目前所有乡镇、街道已全面推开“参与式预算协商”，人大代表、公众代表共同监督政府“分好蛋糕”。
武义县后陈村原先财务不透明，村干部滥用权力，村里矛盾纠纷不断，每年有近百起上访事件。村民自发选举了全国首个村务监督委员会，其成员由村民代表直接选举产生，独立行使监督村务的权力，村里从此面貌一新。２０１０年，“后陈经验”被写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法治建设，根在基层。２００８年，浙江全面部署建立“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制度。截至２０１５年底，全省３．３６万个村、社区实现法律顾问有效覆盖。
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司法公正
近日，为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在浙江法院公开网上直播了一起贩毒案件的庭审。群众无须到场，在电脑、手机上动动手指就可观看。
２０１４年，浙江法院公开网正式上线。这是个省、市、县三级法院一体化公开、一站式服务的司法公开网站，从立案到执行，全在阳光下。
借助浙江法院公开网，截至２０１５年底，浙江法院已公布裁判文书１６５万份。
浙江司法机关不仅利用科技手段创新“阳光司法”，还邀请代表、委员观摩庭审，主动接受监督。
去年１１月，记者在衢州市柯城区法院观摩了一起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案的审理。与之同时进行的是一场特殊的评议活动，担任评委的是１６名柯城区人大代表，而接受评议的，则是公诉席上柯城区检察院的两位年轻检察官何丹、王奇超。检察官的答辩是否切中要害，甚至讯问时的语气，都是打分评议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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