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弘扬法治精神法治文化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李江涛 杨宇斌：扎实推进农村的依法治理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为我国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工作指明了方向。从我国农村的现实状况来看，依法治理在农村尤其显得迫切。
向农村输入资源，提供农民可在法治环境下处理矛盾、纠纷所依靠、咨询的对象，成为农村依法治理首要解决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在农村的治理模式，大体上是按维护稳定的思路，采取“灭火队”式的反应方式。农民的诉求在基层如得不到解决，便上访、闹事。问题在于，农民之所以“信访不信法”，是因为除了他们不了解法律以外，还面临着依法维权的种种困难，包括法律的效率问题，涉及诉讼时的成本问题，以及怎样去掌握法律的各种程序性问题，这些都给农民的依法维权带来困扰。
更显著的事实是，法律是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农村缺少此类人才。农民即便有依法维权的意愿，也不知道怎样办，去求助于什么人，以及应该怎样去应对法律的规定和要求。因此，从外部向农村输入资源，提供农民可在法治环境下处理矛盾、纠纷所依靠、咨询的对象，便成为农村依法治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我省农村治理实践中，自2009年起就有广州市萝岗区实行一村（居）一法律顾问的做法，尔后在全省逐步推行。
农村有了法律专业人士，接下来便面临“法律是否有用”的农民疑问。农民不熟悉法律，但他们熟悉政府。传统经验告诉他们找政府管用。当法律顾问进村，帮助他们依法维权，乃至为他们代理诉讼，农民得到了好处，尝到了依法维权的甜头，还会去上访吗？调查表明，萝岗区法律顾问入村5年以来，上访案例大幅下降，寻求法援则增长5-6倍。农民喜欢有事找法律顾问，越来越相信法律，聚众闹事的现象也减少了。
所谓农村的依法治理，就是帮助农民投入到法治实践中来
法律人才进村，为农民解决了依法维权的便利性问题，同时也降低了成本。进村的法律顾问是政府安排的，免费为农民提供帮助，包括依法维权、规范村规民约和集体合同、结合本村案例开设法律讲座、调解纠纷，以及为农村依法自治提供辅导。村民足不出村便可知道自己的事该怎么办，既不用到处上访，也不用聚众闹事，有问题找法律顾问，非常方便。调查表明，农民是欢迎法律人才进村的。普法教育也好，树立法律的权威也好，依法治理也好，都必须结合农村的实际。这个实际就是，农民总是最直观地感受到他们与法律的关系，只有通过实践，让他们感到依法办事带来的好处，法律才会在他们的心中扎根。所谓农村的依法治理，就是帮助农民投入到法治实践中来。
长期以来，农村有不少做法与法律规定相冲突。比如在承包土地上搭建设施，制造污染破坏环境，以及打骂子女，剥夺妇女在集体经济中的合法权益等。这些习惯或是缘于不懂相关法律，或是没有及时受到法律约束。法律顾问进村后，提醒村民这种行为的违法性质，帮助他们提高遵章守法的自觉性，逐步融入现代文明的大潮中。
要动员法律人才在农村持续服务必须有相应的政策配套
当然，法律人才进村只是农村依法治理的第一步。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动员这么多法律专业人士在农村持续服务？像广州这样的国家中心城市，法律人才并不稀缺，但偏远农村情况就不一样。要动员法律人才去农村，还必须有相应的政策配套。首先是动员方式，要让广大法律专业人士参加农村依法治理的活动，就要提高他们的荣誉感和责任意识。法律专业人士蕴藏着为社会服务、展示才华的积极性。如果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农村的条件并不能吸引他们，必须唤起这部分人的公益情怀和使命意识，坚定其义不容辞的信念。要宣传和表彰他们为农民服务的事迹，形成普遍的社会舆论氛围。其次，要建立法律志愿者人才库，并开展登记工作。将农村地区的法律需求编成材料供他们选择，并规定工作内容和任务。政府可以根据工作量的情况，对必要的工作开支予以适当资助，社会慈善机构、公益组织也可对此类工作展开捐助。法律志愿者们在农村的工作情况要按时评估，并公诸社会。再次，大学生村官的选派也要考虑法学院的毕业生，并将此任职经历视为其未来职业生涯的优先条件。村官熟悉法律，对村民依法办事有直接的影响。同时，村官大学生的背后有母校资源的支持，可以以团队的力量推进工作。最后，不论是高校、律师所还是研究机构，也包括休假期间的司法部门工作人员，都应广泛进行动员。在考核评价其本职工作时，要明确提出服务农村的要求，比如每年不少于多少小时，并将此与工作量一并考核。也就是说，提供社会服务，特别是向农村提供服务，应成为法律工作者职责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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