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执法，除了执法机关本身严格规范执法、社会尊重执法行为外，对执法机关的监督也不可或缺。这种监督，既包括来自内部的执法机关自我监督，也包括来自外部的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
自我监督，执法有了“数据铁笼”
在广东惠东，公安机关的禁毒工作实行网格化排查管控体系，给排查人员的手机装载APP应用，实时将公安民警的定位信息、排查情况等上传系统，实现禁毒基础信息采集的信息化。这样的执法方式，不仅能动态掌握各类涉毒重点人群、场所的情况和需求，合理配置执法力量，同时，通过让执法者实时上传执法定位照片等信息，也实现了严格规范执法的自我约束。
5月2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见》，要求实现执法队伍专业化、执法行为标准化、执法管理系统化、执法流程信息化，增强执法主体依法履职能力，树立执法为民理念，严格执法监督，解决执法突出问题，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执法活动、每一起案件办理中都能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这说明，在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新时期，面对更为复杂的利益诉求，执法活动要跟上信息化的步伐。
贵州贵阳对执法流程信息化的要求作了很好回应。贵阳市公安交管局探索应用大数据进行权力监督，实现权力运行风险实时预警、实时推送，压缩了权力滥用空间，倒逼民警执法更为规范。2015年，贵阳启动“数据铁笼”行动计划，以部门自身业务流程和权责规范为出发点，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先进信息技术，编织权力的笼子，把权力关进信息技术为基础的“e围栏”。
以酒驾执法为例，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存在很多自由裁量风险。在数据融合分析平台上，针对不及时送检、不及时立案、不规范办理等执法风险，通过将酒精含量检测管理系统、案事件信息系统等与相关联数据整合，当系统检测到未按规定执法时，自动预警督促改正，并将预警信息推送至纪检部门，且无法进入下一流程，从而能及时发现、提醒和控制异常行为。
“当事人从吹气开始，检测数据就会第一时间传送到贵州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不能更改或删除。在血样检测环节，鉴定人员也要穿戴执法记录仪，接受检测室摄像头监督，确保鉴定结果的公正。”贵阳市交管局民警介绍。
让执法规范化与执法监督形成良性互动，确保执法权力在法治轨道和制度框架内运行。只有当包括警察和公众在内的全社会对执法文明形成更多共识，才能共同推进我国的法治化进程。
司法监督，为执法设置一道红线
当前，媒体、公众对执法不规范不文明现象的讨论明显增多。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公安部研究室政策研究处处长高兴松表示：“信息化条件下，公众、媒体不断加强对执法行为是否规范严格的监督。以前公众反映的多是执法不公的问题，现在执法不公已经比较少了，更多反映的是由执法方式引起的问题。公众质疑、讨论的多了，并不是说执法问题更严重了，而是公众的权利意识提升了。同时，在信息化条件下，执法的瑕疵也更易被放大。”
对于一线现场执法，公众容易监督。但是对于类似侦查、立案等执法是否符合法律规范，往往需要较为专业的判断，此时检察监督就显得尤为重要。审查批捕是人民检察院履行侦查监督职能的主要形式，宪法及法律规定了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责。宪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情况分别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对于批准逮捕的决定，公安机关应当立即执行，并且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对于不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说明理由，需要补充侦查的，应当同时通知公安机关。”
检察监督到底能对规范执法起到多大作用？全国“模范检察官”彭少勇是河北省保定市主管侦查监督工作的副检察长，他曾经办过的一起案件就很能说明问题。
2014年2月18日晚，保定市顺平县村民王玉雷在路上发现一男子躺在地上，旁边有血迹，怀疑其死亡，便拨打“110”报案。公安机关经侦查，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刑事拘留王玉雷并提请县人民检察院批捕。经过反复审核卷宗、排查证据、研判案情，检察院发现该案作案时间不足信、有罪口供不足信、认定有罪不足信，做出不予批捕的决定。同时，检察院启动引导侦查机制，提出9条补充侦查意见，公安机关最终抓获真凶。在该案中，正是由于检察院充分发挥监督作用，才避免了另一个“呼格案”的发生。
7月20日，第十四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在吉林长春召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表示，“十三五”时期，各级检察机关要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为契机，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司法公正为目标，完善检察监督体系、提高检察监督能力。这是最高检首次提出检察监督体系的概念，为执法规范化的法律监督作用更好发挥提供了依据。
公众监督，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民警在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围观群众在一旁用手机拍摄的情况。围观群众到底能不能对执法行为进行拍照、录像？
7月26日，在公安部组织的全国公安机关规范执法视频演示培训会上，这一问题得到了明确回应：“民警执法围观者未阻碍执法可现场拍摄。”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李剑涛认为，围观群众拍照、摄像，是对公安民警现场执法活动的有效监督，民警要习惯在“镜头”下执法。
执法不是单向行为，而是双向行为。对于涉及国家秘密、警务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保护等不适宜拍摄的情形，围观人员应当服从、配合公安民警的现场管理。涉及不适宜拍摄情形的，民警可以口头劝阻，对案件需要保密的，要以案件涉及国家秘密或未成年人案件为由，告知拍摄者自行删除，严禁外泄，否则造成严重后果的将承担法律责任。
“执法行为需要公众履行协助义务，但这与公众的监督权并不矛盾。”清华大学教授余凌云指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顾永忠认为，如果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被执法者可以在配合执法后，通过申诉、控告等途径进行司法救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提高执法“可见度”，习惯公众监督，这是督促执法规范化的需要。换个视角来看，让规范执法“看得见”，也是对执法者的一种保护。近日，深圳交警严查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执法视频直播后，引发20万网友围观点赞。这不仅使规范执法“看得见”，更是一场“现场教学式”的普法课，让“围观”网民从中学到法律知识。
最近实施的《公安机关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工作规定》明确要求，公安机关接受群众报警、当场盘问检查、对交通事故等进行现场处置当场处罚等6种现场执法活动，必须进行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让执法行为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为防止执法权的滥用加上了硬性约束。
事实上，这些提高执法“可见度”的措施，正是以制度化的形式保障执法规范化。
《 人民日报 》（ 2016年08月03日 1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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